好文荐读｜黄 行：“一带一路”国家语言“软实力”的实证分析

“语言学心得”新版块掉落~好文荐读（第八期）  “一带一路”国家语言“软实力”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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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语言“软实力”的实证分析

黄  行
北京师范大学 语言科学研究中心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黄行.“一带一路”国家语言“软实力”的实证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 2020(02)：8-17.

摘要：本文通过对世界235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中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官方语言的分析,得到以下信息:（1）虽然有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使用国际通用语英语,但在全球90个官方英语国家中只占很小的比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西方较强势的通用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基本没有分布;（2）"国语"几乎不见于单语国家,仅为强调国家语言主权时偶用于多语国家,且"官方语言"是比"国语"使用更广泛和功能更强大的国家语言称谓;（3）语言使用人口反映语言实力,主要不是体现在第一语言人口的绝对数,而是体现在第二语言/第一语言人口的比值上,英语的影响力之所以是全球性的,就在于它的"二语"人数显著大于"一语",并且"二语"人口主要在国际而不是在国内。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软实力"的国际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中文教育,仍存在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软实力;国语/官方语言;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基金资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与发展方略研究”（18JZD015）本文获得《语言文字应用》期刊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一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沟通认同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合作新平台的实施需要国家之间“沟通”和“认同”这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具体来讲，“沟通”即国与国之间的“五通”，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6），“认同”则指只有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才能使这一设想和规划体现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李宇明，2018)。我国语言学界从中国的视角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就“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规划中语言可以发挥的沟通和认同作用，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大致有以下方面。(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一带一路”沿线65国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言总共60余种，非官方的地区性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大概2400多种。我国外语类高校与研究机构对这些国家语言的了解和关注，与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相关机构掌握的外国语言数量和质量相比差距甚远，属于我国国际语言能力和语言战略的弱项(王辉、王亚蓝，2016)。(二)“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与服务主要是指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及家庭、个人提供的各种语言服务，包括语言规划、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技术支撑等的跨语言服务。(三)“一带一路”的话语系统“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的话语体系。目前需要重新审视关于“一带一路”的各种话语表达，构建得体的话语体系，更多地体现语言上的平等互惠，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四)跨境语言问题我国与周边的“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有相当数量共同的民族和语言，这些跨境民族和语言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沟通与认同角色。但是，我国在跨境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书面语体系的创制和完善、语言社会使用活力等级、语言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与境外语言相比基本没有优势可言。因此，应适当调整国家的跨境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黄行、许峰，2014) 。本文主要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语言“软实力”状况做一些微观与实证的分析。 

 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语言分布状况

世界235个国家和地区共使用122种主要语言，其中64种分布于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表1所示，其他58种未出现于“一带一路”国家。

(一)通用语言与非通用语言

1. 在64种“一带一路”国家官方语言中有53种仅用于一国，该53个国家中有29个使用双重或三重官方语言(一般为“主体民族语言+某国际通用语言”)。2. 有7种官方语言(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希腊语、北黎凡特阿拉伯语、海湾阿拉伯语、标准马来语)仅用于两国，这14个国家中有9个使用双重或三重官方语言。3.使用国家较多的官方语言有:(标准)阿拉伯语(多于世界平均数量，世界范围内26国/“一带一路”沿线14国)，英语(世界范围内90国/“一带一路”沿线11国)，俄语(全部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世界范围内11国/“一带一路”沿线11国)。4.法语(47国)、西班牙语(22国)、葡萄牙语(8国)、荷兰语(7国)、德语(5国)、意大利语(4国)、丹麦语(3国)、斯瓦希里语(3国)等世界分布国家较多且较强势的国际通用语言，基本未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法语在黎巴嫩为官方语言之一)。(二)单语与多语世界各国的官方语言采用单语、双语还是多语制，情况比较复杂，表 2 列出世界各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 官方) 语言分布类型。1. 单一国家官方语言国家表 2 显示，在全世界 235 个国家和地区中，多数国家使用单一的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该语一般为本国主体民族语言; 而在 65 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单语国家官方语言的比值( 50. 77% ) 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60. 85% ) ，表明其本国主体民族语言独立充当国家官方语言的“实力”较低。2. 双重或三重国家官方语言国家全世界 40% 左右的国家为双重或三重的官方语言( 或“国语 + 官方语言”) ;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双重或三重国家官方语言比值( 49. 23% ) 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38. 72% ) ，原因同上。形成双重或三重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国家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有:( 1) 与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 15 ～20 世纪初的殖民活动有关。至 20 世纪初，全世界 85% 的陆地面积为殖民及殖民地国家。这些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有些将本国主体民族语言确定为体现国家主权的“国语”，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将原殖民宗主国语言确定为“官方语言”，一般情况下“官方语言”的“实力”要高于“国语”。( 2) 俄语成为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有历史上殖民活动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在 1922年成立由 16 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简称“苏联”) 推广俄语的影响。苏联解体以后，由于俄语的“实力”优势，这些加盟共和国在确定本国“国语”的同时，选择俄语作为国家唯一或并行的“官方语言”。( 3) 地区性通用语言，如标准阿拉伯语为诸阿拉伯国家的通用语言，斯瓦希里语在非洲国家有一定的通用度。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双重或三重官方语言国家基本不包括前殖民地国家，而主要是由第( 2) 类，即官方语言为“俄语”的前苏东地区各国，与第( 3) 类为“阿拉伯语”地区性通用语言的国家组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与诸西方宗主国曾开辟的众多殖民地国家的势力范围，尚未产生更大的交集，造成更大的影响。(三)国语与官方语言
所谓“主要语言”( principal language) 是用来兼顾不同国家的“国语”( national language) 和“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 的一个代称，因为“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名称在不同国家的使用并没有统一标准和规范，因此这样指代更符合实际。世界各国主要语言的实际情况是，单语国家绝大多数是将本国的唯一主要语言( 可以是主体民族语言，也可以是原殖民国家语言) 定位为“官方语言”，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孟加拉、日本和突尼斯分别把孟加拉语、日语和阿拉伯语定为本国的“国语”。如果是双语或多语国家，“国语”通常是指国家主体民族语言，用以强调语言的国家主权; “官方语言”是指官方领域( 主要是政府行政和法律活动) 使用的语言，强调的是用于正式场合的语言。如果将语言使用场合的正式程度和等级作为语言活力指标的话，“官方语言”的语言活力都高于“国语”。有的国家即使实行双语或多语，也不设“国语”，而将诸语言皆定为“官方语言”。这说明“官方语言”对所有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国语”这一名词则比较少见，不仅只用于双语或多语国家，并且往往在需要强调国家语言主权时才会用，不用的情况反倒是常态。例如，英语在英国和美国、法语在法国、德语在德国等都是“官方语言”而不是“国语”。中国历来在国家层面基本上是单语国家，但“中华民国”时期及当前我国台湾将汉语官话称为“国语”，这种用法连同“国语”一词应该都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②。中国大陆将汉语普通话称为“国家通用语言”而不是“国语”，所谓“国家通用”，是特指在国家行政、教育、媒体等正式官方场合的语言通用状况，如通用程度和必要性等。下面以与我国关系非常密切的中亚五国和东南亚十国为例，说明“国家语言”“官方语言”以及“族际交际语言”(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等“主要语言”的情况，如表 3 所示。中亚五国都是双语国家，并都将本国的主体民族语言规定为“国语”。同时由于五国都曾是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1990 年独立至今俄语在国内仍有强大的影响，因此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将俄语确定为“官方语言”，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将俄语降格为“族际交际语”，但实际上仍是用于正式场合的官方语言。俄语在中亚五国无论是作为“官方语言”还是“族际交际语”，其社会功能和语言活力都高于象征国家语言主权的“国语”( 邢欣、梁云，2016) 。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五国作为民族国家独立以后，都未延用原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因此都是单语国家，主体民族语言既是国家语言也是官方语言。缅甸由于少数民族较多，特在其 7 个民族地区的“邦”( state) 确立了“地区性语言”( regional language) ，它们包括: 钦邦的钦语( Chin) 、克钦邦的克钦语( Kachin) 、克伦邦的克伦语( Karen) 、克耶邦的克耶语( Kayah，也称“克伦尼语”Karenni) 、孟邦的孟语( Mon) 、若开邦的若开语( Ｒakhine) 和掸邦的掸语( Shan) ，这些民族语言在其所在地区都具有地方政府使用的官方语言地位。与我国隔海相望的其他 5 个东南亚国家，除印度尼西亚实行印度尼西亚语单语外，其他几个国家都是双语或多语国家，一般也是以主体民族( 或主体民族之一) 的语言为国语，保留原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为官方语，所以多数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或包括英语的几种语言。英语在这些国家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还是整个东南亚联盟 10 个国家共同认可的唯一的联盟工作语言。

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官方语言的人口结构

语言的实力比较直观地表现为语言使用的人口数量。据报道，世界使用人口超过5000万人的语言有29种，如表4所示。

其中，英语、汉语官话、印地语、法语、标准阿拉伯语、俄语、孟加拉语、印度尼西亚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泰米尔语、越南语、泰语和波斯语等 14 种语言包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中，所以从语言使是用的绝对人口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实力并不弱。值得注意的是，排在第二位是的汉语官话或普通话( Mandarin) ，超过 5000 万人以上的还有吴语、粤语和闽南语( 即汉语的吴方言、粤方言和闽南方言) ，由此可见汉语在世界上使用人数之多。

但是，如果将语言人口结构进一步区分出第一语言( L1) 和第二语言( L2) 人口，情况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第一语言一般就是母语，其人口状况通常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能反映语言的影响力; 而第二语言人口状况通常是通过文化传播及经济社会需求促进，再加之语言规划的行政推广而形成的，因此更能代表语言的实力，也即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人口比值( L2 /L1) 越大，语言的影响力越大。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口较多的 14 种官方语言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及 L2 /L1 之比的分布情况如表 5 所示。L2 / L1 比值排名较前的语言有标准阿拉伯语、印度尼西亚语、法语、英语、泰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但是它们的国际影响力却完全不同。

其中，标准阿拉伯语虽然 L2 /L1 比值排名第一，但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阿拉伯各国民众实际使用的第一语言是 30 多种阿拉伯语方言变体，标准阿拉伯语是基于古典书面阿拉伯语并经过人为规范，用于正式官方场合的超方言标准语。标准阿拉伯语和诸阿拉伯方言口语并不能自然互通，必须通过教育才能掌握，所以标准阿拉伯语是只能通过后天学习的第二语言，事实上标准阿拉伯语在各国的普及程度并不高⑥。因此不应简单推算 2. 74 亿阿拉伯人都是标准阿拉伯语二语人( 廖静，2018) 。阿拉伯语的国际影响实际是在世界伊斯兰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宗教活动使用阿拉伯语，文字系统采用阿拉伯字母等方面。

其他第二语言人口明显多于第一语言人口的印度尼西亚语、泰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主要是因为这些语言都是多民族国家的官方语言，政府通过规划推行官方语言，使国内较多的非母语人掌握该官方语言作为第二语言，也即这种类型的第二语言影响主要发生在国内而不是国际之间。中国汉语的情形也基本如此。即汉语主要用于中国国内，各国华侨华人社区的汉语人口与国内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而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国人数基本没有统计学意义。所以尽管汉语的第一语言( 母语) 人口远远超过世界所有的语言，但是其国际影响仍十分有限。中国使用汉语官话为第二语言的人口主要有两类，即国内掌握汉语官话的汉语方言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如果严格界定，汉语诸东南方言和北方官话是同一种语言的变体而不是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关系。上述表 5 中的 1. 98 亿汉语官话二语人所指为汉语非官话方言人口，但这样统计是中国学界不能认可的( 李宇明，2003) 。真正的汉语官话第二语言人应该是中国兼用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口，但是这部分少数民族双语人人数从未有正式的统计数据。与上述这些国家语言的“二语”影响主要发生在国内所不同的是，L2 人口显著超过 L1 人口的英语和法语———特别是英语的影响力是国际甚至是全球性的。当然，这首先与诸欧洲强国 15 世纪以来的殖民活动有关，致使这些语言广泛散布于世界各大洲的数十个原殖民国家;20 世纪以后，主要由于美英国家在经贸、金融和科技方面明显的领先优势，又进一步带动英语占据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语言的巨无霸地位( 迈克尔 D． 戈丁等2016; 赵蓉晖、冯健高，2020) 。表 5 显示英语的 L2 /L1 比值为 7. 44 亿/3. 78 亿 = 1. 97，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估算( 主要是因为“第二语言”人口的界定指标是非常模糊的) ，而实际情况则如有的学者估计的，“目前，全世界使用英语的人口已超过 20 亿，其中以英语为母语者 4 亿多，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者约 16 亿”( 吴应辉，2011) 。

四 世界及“一带一路”国家语言“软实力”评估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与国家软实力紧密相连( 赵世举，2016) 。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 Portland) 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采用包括文化、教育、参与度、数字化、企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客观指标与若干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国软实力进行评估，每年联合发布“全球软实力排名研究报告”。表 6 为《软实力 30 强: 2018 年全球软实力排名》的结果，以及这些国家实行的官方语言。其中，除了只出现在单一国家的日语、挪威语、芬兰语、韩语、波兰语、匈牙利语、捷克语外，其他软实力较强国家的官方语言在世界各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数量分布见表 7。
如表 7 所示，国际通用语英语虽然有 11 个“一带一路”国家使用，但在全球 90 个官方英语国家中只占一小部分;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等软实力较强国家的官方语言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基本没有分布。而“一带一路”国家分布最广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和俄语，它们仅分属世界语言实力系列较低的梯队。因此，“一带一路”国家语言“软实力”的国际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中文教育，仍存在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李宇明，2020; 王春辉，2016) 。

作者简介

    黄行  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语言文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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